在战争的烈火中，普通人会显得很笨重，因此要持续不断地运动，就得有更强大的动力不断地推动他。仅仅有战争目的还不足以克服这种重力，假如没有来自上级的巨大责任的压力，没有善战和敢作敢为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战争中就象鱼在水中一样适得其所）作为主宰，那么停顿就会变为常事，前进就会成为例外。

第二个原因是人的认识和判断都是不完善的。这在战争中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显得更突出，因为人们很难每时每刻都很准确地了解自己的情况，至于敌人的情况，由于是隐蔽的，因此只能根据不多的材料加以推测。因此，往往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等待只对一方比较有利，但双方却都以为对自己有利。就象我们在第二篇第五章中讲过的那样，每一方都认为等待另一个时刻是很明智的。

第三个原因是防御比较强有力。它象钟表里的制动装置一样，能使行动时时停顿下来。甲方可能觉得力量太弱而不能进攻乙方，但不能因而作出结论说，乙方就有足够的力量进攻甲方。防御能够增强力量，所以，如果一方不进行防御而采取进攻，那么他不但会失去这种力量，反而会把它转移给对方。形象地说，就是a＋b和a－b的差等于2b。所以，双方不仅同时都会觉得无力进攻，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

这样，人们就为对巨大危险的害怕和谨慎小心在军事艺术中找到了立足点，证实它们是合理的，从而抑制战争所固有的强烈性。

但，这些原因还不足以说明，为何在过去那些不是重大利害冲突引起的战争中会有长时间的间停，在这些战争中，十分之九的时间是在无所作为中度过的。这种现象主要是一方的要求和另一方的状况和情绪对战争的影响而引起的，有关这一点我们在论战争的性质和目的那一章中已经谈过了。

这一切可能产生很巨大的影响，致使战争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这样的战争往往只是一种武装监视，或只是使自己先处于稍微有利的地位而后见机行事的一种缓和的行动，或者只是为了支持谈判而摆出的威胁的姿态，或者只是勉强履行并非出于自愿的同盟义务。

在所有这些场合，利害冲突不大，敌对因素不强，每一方都不想对对方采取过分的举动，也都不十分害怕对方，简言之，没有很大的利害关系逼迫和驱使他们行动。在这种情形下，双方国家机构下的赌注不会很大，因而就出现了这种温和的战争，而真正的战争所具有的仇恨情绪受到了拘缚。

战争越是这样不伦不类，偶然性就越多，必然性就越少，建立理论就越缺乏必需的根据和基础。

但，即使在这样的战争中，才智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且同在其他战争中比较起来，它的表现形式也许更为多种多样，它的活动范围可能更为广泛，就象赌金币的赌博变成了小买卖一样。在这儿，作战的时间都花费在即半真半假的前哨战，没有任何效果的长时间的部署，以及被后人称颂为大有学问的布阵（之所以被称颂为大有学问，因为这样做的一些微小原因已经不得而知，而一般人又无法想象出来。）和装模作样的小行动上。恰恰就在这里，某些理论家发现了真正的军事艺术，他们从古代战争中运用的虚刺。防刺。防右下刺和防左上刺中找到了一切理论研究的对象，发现智力比物质重要。他们以为最近几次战争是野蛮的搏斗，是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只能看作是向野蛮时代的退步。这种观点象它论及的对象一样，是毫无价值的。在缺乏巨大的力量和伟大的激情的地方，小聪明自然就容易发挥作用。但，指挥庞大的军队作战，象在狂风骇浪中掌舵一样，岂不是一种更高的智力活动吗？上述的击剑术式的作战方法就不包括在真正的作战方法之内吗？难道前者与后者的关系不象人在船上的运动和船本身的运动的关系一样吗？其实，这种击剑术式的作战方法只能在对方并不强于我方的条件下才能采用。但是，难道我们可以知道这种条件能保持多久吗？难道腓特烈大帝不是用相似的方式使安于老一套战争习惯的奥地利人大吃一惊，并摇撼了奥地利王朝吗？难道法国革命不是正在我们幻想旧式作战方法稳妥可靠的时候袭击了我们，把我们从夏龙赶到莫斯科的吗？在对付一个只受内在力量限制而不受其他任何法则约束的野蛮的敌人时，一个国家机构假如采取不坚决的政策，运用墨守成规的军事艺术，那就太可怜了！此时，行动和努力上的任何松懈都会增强敌人的力量。一个击剑运动员用他那套架势去摔跤是不那么容易的，常常只要被轻轻地一推，就会摔倒在地上。

从上述所有的原因中能看出，一次战局中的军事行动是有间歇的，不是连续不断的；因此，在各次流血行动之间总有一个双方都处于守势而互相观望的时期；但通常，抱有较高目的的一方主要采取进攻的原则，它处于前进的状态，因而它的观望态度是略有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