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信
在特定的情况下，诡诈即是忠信。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信分大小，因而做事要弃小信而守大信。其次人分敌我，对敌守信就是对己之不忠。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必须对敌方使用诡诈。
【经文】
[议曰：“代有诡诈反为忠信者也。”抑亦通变，适时所为、见机而作而不俟终日者。]
【译文】
[有这样一种说法：“世上有一种诡诈，反而被认为是忠实诚信的。”这就是所谓通权达变的智慧。抓住适当的时机，大胆去做，不要今日等明日，终成磋跎。]
【经文】
孔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又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由是言之，唯义所在，不在信也。[议曰：微哉！微哉！天下之事也，不有所废则无以兴。若忠于斯，必不诚于彼，自然之理矣。由是观之，则我之所谓忠，则彼之所谓诈也。然则忠之与诈，将何所取定哉？抑我闻之：夫臣主有大义，上下有定分，此百代不易之道也。故欲行忠，观臣主之义定；欲行信，顾上下之分明。苟分义不愆于躬，虽谲而不正可也。]何以明之？
叶公问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其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楚子围宋，宋求救于晋。晋侯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尔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
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殒，又何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 臣获考，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归。
[韩子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讦之，令尹曰：“必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执其子而罪之。由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誉而用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北人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止，闻仲尼赏之，鲁人易降。此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颜率欲见公仲，公仲不见。颜率谓公仲之谒者曰：“公仲必以率为伪也，故不见率。公仲好内，率曰好士。公仲啬于财，率曰散施。公仲无行，率曰好义。今以来，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谒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见之。[议曰：语称“恶讦以为直”者，《易》曰“君予以遏恶扬善。”若使颜率忠正，则公仲之恶露。故颜率作伪，公仲之福。]
【译文】
孔子说：“君子讲大信，却不讲小信。”孔子还说：“所守的诺言符合道义，就可以履行诺言。”（译者按，这是孔子的弟子有子的话，作者这里误记，原文见《论语·学而》）由此看来，应当只看是不是符合道义，不一定非要讲求信守诺言。[赵子说：玄妙啊，玄妙啊！这天下的事情。如果该罢废的不罢废，那么该兴盛的也就不能兴盛了。如果你忠于这个人，就一定对那个人不忠诚。这是不待证明的道理。由此看来，从这个人的角度看来是忠，从那个人的角度看来就是诈。那么，忠与诈又该如何界定和评判呢？然而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臣子与君主的关系有公认的大义，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有明确的职分，这是百代不变的大道理。所以，要行忠义，就看是否符合君臣之大义，要行诚信，就看是否符合上下级的职分。如果职分和大义不亏于身，即使使用橘诈而不那么正大光明的手段也是可以的。]怎么能说明这个道理呢？
叶公曾对孔子说：“我的乡里有个坦白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告发。”孔子说：“我的乡里的坦白直率和你的乡里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才是直率。”
楚国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晋国的国君派解扬出使宋国，让宋国不要投降楚国，告诉宋国：“晋国已全军出动，就要赶到了。”解扬途经郑国时被郑国俘获，献给了楚国，楚王用丰厚的财物收买解扬，让他对宋国传达与使命相反的话。解扬应允了。待到解扬登上攻城的楼车，唤出宋国的人，传告的却仍然是晋国国君命令他传告的话。楚王要杀他，并派使者对他说：
“你已经应许了我，却又背叛了你的许诺，这是什么原因？不是我不讲信用，是你背弃了诺言，只好立即请你上断头台。”解扬回答说：“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君王制定并发布正确的命令就是义，臣子承担并贯彻执行君主的命令就是信。臣下的信用必须以负载君主之义为前提，以此行事才于国家有利。
故臣子的一切谋划，都不能损害国家利益，以此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这是卿大夫的本分。国君发布的命令，不能互相矛盾。臣下也不能执行两种互相矛盾的命令。你用财物来收买我，证明你不懂这个道理。我从我的君主那里接受命令出使宋国，只有一死报国，决不会使君命毁在我的手里，岂能用财富收买得呢？我所以假意应允你，是为了完成我们国君的命令，牺牲自己能完成君命，是做臣下的福份。我们君主能有诚信之臣，我作为臣下能够完成任务，是死得其所，此外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楚王便放他回归晋国。
[韩非子说：“楚国有个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去向官吏告发，宰相说：‘一定要杀了他！’认为他是对国君忠诚而对父亲不忠诚，因而把儿子抓起来治了罪。由此看来，一方面是国君的忠臣，另一方面却是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一个人跟随国君去打仗，打几次逃几次。孔子问他为什么逃跑，他回答说：‘我家中有老父亲，我死了，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他是孝子，向国君举荐他，因此受到重用。由此看来，一方面是父亲的孝子，另一方面又是国家的逃兵。所以宰相杀了告发父亲的人，楚国的坏人却未减少，听到孔子的称赞而鲁国的人容易投降。从这可以看出，上层与下层的利益竟有如此的差异。因而国君既要推许百姓的利己行为，又企图求得国家的福泽，是必然不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