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随着立足点的不断提高，检验手段时的复杂性相应也就增大，因为目的越高，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所运用的手段也越多，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做的或可能做的一切必须加以考察，因为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所有军队都追求的。

这样，有时就要扩大考察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对那些实际上没有发生。但很可能发生。因而不能不加以考察的事情也只得作出许多假定，因而人们就非常容易迷惑并遇到困难。

当1797年3月拿破仑率领意大利军团由塔利亚曼托河进攻卡尔大公时，拿破仑打算在卡尔大公所盼望的援军还没有从莱茵河方面开来之前迫使他决战。如果只从直接的目的来看，这种手段是选得十分正确的，而且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卡尔大公兵力很弱，在塔利亚曼托河只做了一次抵抗的尝试，当他看到行动坚决的敌方兵力十分强大时，放弃了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和就出了战场。拿破仑利用这一幸运的胜利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他能一直进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支援莫罗和奥舍率领的两支莱茵军团的进攻，并进而和他们取得紧密联系。拿破仑也是这样考虑的，并且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正确的。可是从较高的立足点，也就是从法国督战机构（它能够而且应该看到，六星期以后才能开始莱茵战局）的角度来批判，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只能看作是过于冒险的行动。因为如果奥国人利用从莱茵河方面调来的援军在施太厄马克建立强大的预备队，卡尔大公完全可以用它们来攻击意大利军团，这样一来，不仅意大利军团可能全军覆没，而且整个战局也会遭到失败的厄运。拿破仑到菲拉赫后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他很乐意签订累欧本停战协定。

但是，要是从更高的立足点进行批判，并且知道奥国人在卡尔大公的军队和维也纳之间没有预备队，那么就能看到维也纳会因意大利军团的进逼而遭到威胁。

假设拿破仑知道奥地利的首都没有军队掩护，同时也知道他在施太厄马克对卡尔大公仍然有决定性的优势，那么他急速地进逼奥国的心脏就不再是无目的的了。他的这个行动的价值，取决于奥国人对保住维也纳的重视程度。因为，要是奥国人很重视保住维也纳，以致宁愿接受拿破仑提出的媾和条件，那么威胁维也纳就可看作是最终目的。假如拿破仑从某种根据中知道这一点，那么批判可到此为止。如果对这一点还有怀疑，那么就应该从更高的立足点来继续批判，并进一步问：如果奥国人放弃维也纳，向本国腹地继续后退，那么情况又将如何呢？显然，如果不先分析莱茵地区双方军队之间可能发生的事件，就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在法军兵力占决定性优势（十三万人对八万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法国督战机构想利用这个胜利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是打算乘胜席卷奥地利帝国从而彻底打垮或消灭这个强国呢，还是只想占领奥国的大片土地，作为缔结和约的资本呢？必须找出这两种情况可能产生的结果，然后才能断定法国督战机构会选择其中的哪一个，假设研究的结果表明，如果彻底打垮奥国，法国的兵力还太小，以致这样做肯定会引起整个局势的根本变化，甚至只想占领和保持奥国的大片土地，也会让法国人在战略上面临兵力不足的局面，那么，这样的结果就肯定会影响到人们对意大利军团所处地位的评价，寄予它以很少的希望。这无疑是拿破仑明知卡尔大公孤军无援却同他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的原因。这个和约除了让奥国丧失一些即便在最成功的战局之后也难于收复的地区以外，再没有要它作更大的牺牲。可是，如果法国人没有考虑下面两个问题，那么甚至不可能指望签订这个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也不可能将签订这个和约作为冒险进军的目的。第一个问题是，奥国人如何估价上述两种结果。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奥国人都有最后获胜的可能，但是在继续战争的情况下，他们就只得作出牺牲，而签订一个不太苛刻的和约就可以避免这些牺牲，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认为值得作出这样的牺牲。第二个问题是，奥国国家机构是不是会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坚持到最后直至胜利，它是否考虑过对方最后可能得到什么，它是否不因一时的失利而丧失勇气和信心。

对第一个问题的考虑并非毫无意义的，而是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的。人们每当提出极端的计划时，总会考虑到这一点，并且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人们才常常不去执行这样的计划。

对第二个问题的考虑也同样是很必要的，因为人们并不是跟抽象的敌人作战，而是同经常注意的具体的敌人作战。大胆的拿破仑肯定是得知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肯定相信自己的威名能够先声夺人。正是这种信念促使他在1812年进攻了莫斯科，可那次他失算了，他的威名经过多次大战已经有所下降。在1797年，他的威名方盛，并且有坚决抵抗到底的威力，还是个不被人们发现的秘密。即便如此，如果不是他预感到可能失败而签订了好处不多的坎波福米奥和约，那么他的大胆在1797年也可能让他得到截然相反的结果。